文学的变与不变《一》
主讲:张燕玲
到这里想跟朋友汇报一下近期我对文学的一些思考,而且仅此是个人所见。我报的题目是“文学的变与不变”。到今天中国文学变化太大了,但是我们在看变的时候哪些东西是不变的?这是我个人的思考,跟大家交流。为了使大家有更好的一些沟通,我又读了我们新疆文友的作品,我指的是青年文学。也读了一些湖南作家的作品,湖南作家的作品我比较熟悉,“五虎将”创作的讨论会我都来过。今天第一部分我想讲一下对当下文坛的看法;第二部分谈一下我个人对一些作品的解读。
首先谈一下文学的变与不变。
去年我们看到一幕,莫言在瑞典领奖的时候。当时刚刚宣布获奖的时候,那一天我在北京评全国重点扶持工程,在当时大家应该感觉到莫言获奖了,因为瑞典已经通知了全球的三家电视台,包括中国的中央电视台有转播权。莫言回家乡了,按照国际惯例,获奖的作家都是在自己的故乡迎接重大奖项,很有意思,大家可以玩味一下作家的所谓的接地气。我关注颁奖的时候注意到一个细节,莫言领完奖之后下来,背后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头发全部白了,头发雪白雪白的,非常漂亮,这也是我很熟悉的亦师亦兄的朋友,就是陈思和教授,他就是中国著名的批评家陈思和。我在当天给他发了一个短信,我说没有什么比这一幕让我深切的体会到作家和批评家的关系。我想说什么呢?在这一幕里头我有两个体会。
第一个体会,就是我刚才所讲的这位白发苍苍的儒家名士是以批评家的身份站在莫言的身后,这是经典的作家与批评家的关系。而陈思和在莫言创作过程中一直站在他背后。我们2010年跟复旦大学、跟哈佛大学在上海的汇丰大厦,哈佛大学在汇丰大厦租了一层楼,我们在那给莫言开了一个讨论会。大家都知道陈思和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地位是数一数二的学者,我们在大学用的现当代文学的教材就是陈思和写的教材。那时候莫言挑12个朋友去瑞典,就选了陈思和教授,而且是请陈思和的夫妇随同,当时我很感动。刚才跃文兄也讲了对批评家的看法。 在我的经历里,我是1996年做《南方文坛》的主编,差不多20年应该说在中国文坛许多重大的一些活动和奖项中是参与者、见证者,有一些是策划者。我认为只有那些把批评视为自己创作新的增长点和新的精神源泉,才有可能成为创新空间的作家才是最聪明的,也是创作之路走得最高远的作家,他们认识到和批评家最本质的关系,对自己益的方面。有一些批评家有一些误读,但是总会跟你有共鸣的声音。
第二个意义是文学的意义。我后来跟陈思和见面,包括莫言授北师大国际中心写作中心主任,授予仪式的时候请我去捧场,我和陈思和去了。我见面的时候还逗他,我就跟他讲文学的意义,文学的意义不在于一瞬间的热闹的领奖殿堂,文学的意义不在那里,因为热闹是瞬间的,文学的意义和作家本身的意义而是在寂寞、安静的长久的书房里,用文学温暖人心。陈思和说特别对。
在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回望当下的文学,文脉是清纯的,但是文情(情况)是反复和多变的。昨天唐浩明有一句话,关于文学不死的话,我也有自己的体会。因为新世纪以来,流行一个说法叫做“三分天下”,就是文学的格局变了,变得三分天下,哪三分?一个是主流的传统的文学,一个是网络,一个是出版市场,甚至说“文学已死了”这种声音不绝于耳,因为在传媒的时代,到处都是新媒体,随处随时都是新媒体,真是信息过量。我们知道文字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记录,如果文字只有记录功能,那文学就会出局,但是我们的文学不限于记录。文学有两个功能,一个是功能的感觉承担,就是我们要承担感觉的功能,所谓感觉就是承担人性,因而文学不死,这是一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文字的抽象附载,这是影视等视觉艺术不能做到的,因而文学不死。文学将以它的具像化、深度化、个性化的看家本领不死。我们知道文学边缘化多年了,随着莫言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2010年的茅盾文学奖,虽然对茅盾文学奖有很多的争议,我觉得争议是正常的,但是在今天我们很难有什么标识(我们暂且当成一个标识),以及影视相关作品的畅销,甚至电影,《白鹿原》的热播等等,很多人就看到这个电影很好看,我看原作。就像我看到《战马》,就去找《战马》的原作看一下,小说肯定比电影精彩。很多人看了《白鹿原》电影,又去读了《白鹿原》的原作,很多中国人突然间发出这样的感叹,没有想到中国居然有如此深刻的小说,这个电影居然会拍得这么烂,其实已经过得去了,但是看了小说之后有多么的烂,包括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还是有很多的争议,文学又体面观众的面前,这是实情。新世纪的文学我们有太多对消费时代的妥协,太多对当下现实的忽略,太多的忽略作者跟人心,我们作为作者是否了解人们现在在想什么?人心是什么样,现在的时代是什么样的,我们缺乏对人心和现实的对接、对话。这个原因很复杂,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来源于这个信息爆炸的传媒时代,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很多来源于手机、网络,是一种间接的经验,我们可以把一个事情说得活灵活现,好像是我们自己在场一样,其实是我们听来的,在网上搜寻过来的,所以我们生活在一个虚构的世界里。我在想,我们生活在一个当下,但是不关心、不了解这个时代,作为作家来讲是一个误区和盲点。昨天我们评点孙健忠的书,孙健忠写的东西是他从血脉里头,骨子里头的赤子之心的所有的爱和恨,所有的情感。我们回头看一下我们的文字,我们还有没有这种痛感,对自己家乡,和对自己的亲人,和对周围人的现状的痛感,我们还有没有血肉,我们还有没有体温。我们面对市场的时候,听说有一个书很好卖,我们一下子就变得弱势和轻信,甚至缺乏自信心和判断力,更缺乏担当,文学还有担当的功能,人文担当,艺术担当,社会担当。
曾经在北戴河在一个理论工作会议上我做一个发言,面对现代文学的变局,我也会时常问问自己,该坚持的时候我是否坚持了,尤其我做杂志。我这个杂志,包括教育部,又是全国人文期刊,97年到今天,每年《光明日报》公布的中国转载量的杂志,《南方文坛》一直在文学语言,包括艺术类的期刊一直排在前十名,而且地方性的杂志就是我们了,我们最厉害的时候是前三名,连中宣部每年转我们有一两组,转载在《文艺信息》上。这个转载是我们很主流的,不是的,我们反应出一些很新的现象,他们没有注意到。他们有一个《文艺信息》的杂志,要转给宣传工作的干部看,现在有一个新现象,是另外一个角度用的,是这样的杂志。你想成山成海的东西,读者发过来的文章我真的招架不住,我要坚持我杂志的品质,艺术的品质,文学的品质和学术的品质的时候我是否坚持了。我开所有的讨论会的时候,我一定要读这个作品,然后决定我能不能去,我一直做到今天,尽量给自己做减法,而且只要我答应的事情我都要尽自己的能力,能力可能有高有低,但是你用没有用心别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在座各位多聪明啊,糊弄不了别人,所以不能糊弄别人,所以该坚持的时候是否坚持了。
很多事情都在变化着,我们是否考虑过哪些东西是不变的。我们很执著的追求要变、要变,什么东西是不变的?我想不变的是我们对文学本身的认定,对文学的忠诚,对专业精神的坚持,是对我们文脉,现代文脉,包括古代文脉,古今中外文脉的接续和转化,一定要转化,等下我后面讲。再比如,市场化,这个变化够大了。市场化是双刃剑,以它以大众传媒共谋的时候可能我们的文学会有很大的影响力,巨大的影响力。但是我们不可以完全去应和它,应和市场化,甚至“三俗”(庸俗、低俗、恶俗),丧失了文学之面,人生之面、世界之面,人性的追求和能力。现在有人讲到回到什么,我们甚至为了变化,常常把自己中国本身的,比如说小说传统,诗歌传统,很多都丢掉了。现在广西,经常看到一些青年人不像以前了,以前的戏剧演员的功夫非常了得,他们都从小练童子功,但是现在有很多的艺术门类对基本功都放弃了训练。文学传统,比如人物,比如故事,比如细节,比如思想,这些都是中国文学的看家本领,无论时代怎么变化,我们的文学传统的本质和品相是不变的。又比如我认为今天中国文化最大的危机是低俗文学泛滥,有很多行业,大家都很有体会,人文精神失落的现象,文学界不可避免,无论一个人的做人还是作文,这些变化很大,但是这里头还有很多不变的,一个人的情怀,良知,风骨比任何时候都重要。所以专业精神的坚守变得弥足珍贵,于是我们面临着如何去通,打通;续,接续;连,连接;传,传承现代的文脉和中华民族的或者各多民族的优雅、高贵, 我们才不可能失落做人和作文的根本。
我们在座有一批民族同胞,我就想到民族文学,民族文学的变化也是很大的。我最早的第一部论著,当时是中国民族出版社给我的任务是写玛拉沁夫,所以玛拉沁夫的第一本专著是我写的,叫《大草原—玛拉沁夫论》,这本书也获过一些奖品,所以我对80、90年代的民族文学还是有所了解的。到了90年代以后,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发生了世界性的种种变局,刚才讲的传媒时代传媒技术与格局,包括结构性的变化,不同的民族、地域、性别、阶层认同都互相交错,在一起,融合在全球地方性族群性的环境中。另外又由于作家个人的个性不同,还有美学理想,有的是婉约的,有的是豪壮的,包括写作风格、创作风格、文化趣味的不同,那么今天少数民族的文学的书写已经变得日渐多样。作为一个民族作家,在文学的变局如何追求不变的文学的内核,这是民族作家所要思考的。因为文学是人类精神最内在的本质反应,核心的含量、重量、质量都不可能改变,无论怎么变化,民族文学的格局怎么变化,文学的本质和品相是不会改变的,只有对文学内核的坚守才有可能有用自己的个人的新鲜的发现、感知、表达。我再重复一下我昨天说过的一句话,我觉得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作家,首先要关注写作本身,然后关注你的民族身份,因为你的民族身份已经融入你血液,昨天有一个土家族的作家说到他没有意识到这些东西跟别人不一样,他觉得就是土家族的生活,这个不用太多的思考,就顺听你的内心,这样的话才会更多关注你作为文学创作,作为一个作家,你本身应该所达到的高度,其次你才去思考你如何去接续哪一个文脉,你适合哪一个文脉,包括你脚下的大地,接地气,追求理想,追求穿透世道人心的艺术语言,追求地域性、民族性与现代性、艺术性的有机融合,然后创造一个你自己的自足的文学世界。
在座是否有文学批评的?有吗?还是有的,我自己也有体会,作为文学批评这一行。现在有很多的媒体批评,有很多的报刊真的是炒作,看到之后我很生气,他们都在津津乐道去炫耀,发行量要有,但是不能作为唯一的标准,包括票房,包括收视率,甚至最可笑的是富豪榜的排名。面对这种情况,我觉得作为批评家,你必须仍然要有勇气去谈论美学风格,或者你要谈论这部作品他给当下的文学贡献了什么,谈论这部作品给这个时代,给历史带来了什么,谈论这部作品是否有缺失。而这样的谈论,我以为必须建立在言为心声的职业操守上。说一句话言为心声是很基本的东西,但是由于今天的诱惑太多了,包括一些功利心的东西,所以这样的批评家不是一个两个,不再忠于自己的艺术感观,不忠于我自己的阅读感受是什么?讲这个事我觉得非常的丢人,做真话是做人的基本,更不要说批评家讲真话,而现在批评家讲真话居然成了今天有一个难度的文学批评。成为一个批评家是否有艺术良知和担当精神的标志,包括如何发出自己的声音,发出什么样的声音,效果怎么样,我觉得这就是批评家所要思考和重视的。
再比如,刚才在外面遇到两位朋友,说到散文。现在散文的变化很大,你想现在特别是90年代以来,我们就说中国出现散文的时代,现在短篇小说是低谷了,散文出现泛化的现象,不同的阶层,不同的人都写,包括我自己在内,我还也上过几次年度排行榜之类的。因为传媒时代里大家都找到了自由的空间,发表的自由空间,散文写作很丰富,很多元,但是良莠不齐,泥沙俱下,真正写得好的散文不多。这种散文时代里头本来应该会给中国的散文得到一个脱胎换骨的机会,反而遭到了对散文的冲击,许多作家有意的在自己的散文创作里加如了疑似散文的散文,就是虚构的方法,或者说违背散文本质的伪散文,假感伤、滥情、不及物、假大空,取法自己的个性,写出没有个性的散文。大家看到之后似曾相识,看读哪一篇好像都在哪里看过,雷同化的现象非常严重,大家都是一样的。那么今天的散文最大的难度是什么?就是个性化,一看就是谢宗玉的散文,现在散文都少了,反而少了,这么多的人写散文。我认为散文真的是照妖镜,很多人不明白这一点,一个人的学养怎么样,你的功力怎么样,你的叙述怎么样,你的才情、灵气、心性怎么样,散文写出来一看就明白了,一看就“照”出来了。如果一个人缺乏自己自我的内在的神韵,出发一种及物的写实精神,写出的散文别人一看就知道他的高下。
现在的散文大致有四种,雷同得不同雷同了。一种是类似于像我这代人以上的人常写,现在年轻一代人比较少写了。由于当时所有的课文,杨肃、秦穆、刘白羽三大家的散文流行以后大家都去模仿他们的,整个的套路就是物情理,先写风景,然后景里头有一个频繁的人物活动,然后笔性把景和人联合起来,发出一个感慨,深化,卒章显其志。第二种是文化散文,就类似于我这类人经常写的文化散文,模仿余秋雨,所到一个地方,不是用心去感受,写自己的内心感受。而是到了一个地方,到了橘子洲头,赶紧上网去查相关的橘子洲头的相关史料,然后去抄这些史料,发一些小感小触,以为是文化就很大很大,其实他不知道这个“大”是什么,散文的“大”是以个人的心性,你的胸襟,你的视野,你的气度,那才是“大”。这是很污秽的。第三种乡土散文,就是你们新疆的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热了以后,一批人去模仿乡土散文的腔,仿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用拟人拟物的方式去写散文,比如以乡村的万物去对话,与猫、与狗,与植物,本来这个事情是好的,就万物花开,我很喜欢韩少功的《山南水北》的时候,遍地应答,地上所有的生物都在跟他应答,这很好,很富有生机的东西,但是很多人带有模仿腔,他缺少骨子里头的乡土体验,没有这种体验。昨天王跃文在讨论会上说要写自己很熟悉的,必须写自己熟悉的生活,这是创作的经典、宝典。你缺乏对乡土的体验,对乡土我们不要看到它甜美的一面。比如说刘亮程写《寒冬吹彻》那一章,你看了以后觉得自己整个人生。他不是写那一季的寒冬,不是他那一时刻出去打柴的那一个寒冬,而是他整个人生,整个家庭,整个命运的寒冬,寒冷到彻骨寒冷,你没有这种东西,苦难的一面你缺乏面对,还有乡土的荒芜化。我每年必须要回头读经典,至少两部以上,还有一部儿童作品,我每年都是这样要求自己。我又回头读陈忠实的《白鹿原》,是2011年的春节,那时候还没有播《白鹿原》的电影,因为我家里的孩子是这行的,他负责宣传,我说你宣传得很好,但是这个片拍得太烂了。当时要找陈忠实出来说说话,我就又回头去读《白鹿原》。我跟陈老师说你要我过年过得不安身啊,非常棒。你想想我们回头看中国还有哪一部作品写乡土中国还可以超越阶级,超越一切,不管你政治斗争怎么样,不管时代怎么变化,有谁真正去关心我们的农民的命运。里头你看这两家的斗争,里头所有的东西都超越了这些乡土中国的沉重,包括宗族,包括所有的关系在这里头淋漓尽致的表现,非常好。大家如果写乡土的人,应该再回头去读一读,非常的震撼,我当时跟他说你太不不起了。他写的那个年代,90年代初,1991年,那时候是很有时代的痕迹,很容易有时代的痕迹的遮蔽,而他老人家就超越了这些,超越了阶级,超越了一切,他的根深深扎在泥土的深处,扎在农民的心头里。所以面对苦难需要承担。第四类小女子散文,有的是假装休闲、斯文,小心小眼小鸡肚肠等真是没有多大的意思。所以在现在大家很容易动不动就可以拷贝、复制,就形成了模仿成风,使散文的辨析度有难度,很难辨析出是谁的散文。
如果你写散文,是否可以思考一下,这里头变化这么大,什么东西是不变的?要知道在中国的传统里头,一个是诗的传统,《诗经》,还有一个散文的传统。散文是中国文学创作里头几大文体,遗产是最为丰富的,你们回头去看一下先秦散文,看看魏晋的歌赋,要想散文写得好,就要寻找文脉,读读中国老祖宗他们是怎么写散文的。
简而言之的说不变的东西就是“真我”相见,就是真实的自我在哪里,你的所见所思所闻,包括你所有的思考,你的真性情,你的智慧一定从自我出发,展现自我的世界。因为散文间于诗歌和小说之间的一个独白的艺术,个人的独白,不是叙事。散文是自叙,以我为中心的叙事活动,所以散文要以真的面目面对读者,容不得一丝一毫的虚伪。一个散文的高下我个人认为是一个真诚扎实的写实精神,有点像纪录片一样的,用鲜活的细节真我想见写实,在场,你必须在现场,及物,因为你在现场,所有的话你要明白写的是什么,要涉及到具体的事物,具体的人具体的事,具体的物来描写这些细节,这是一种类似于纪录片式的写实精神。尤其在散文你写到一定的程度,从写实跨越到抒情,忍不住抒情了,一定要把自己的笔先放慢下来,或者沉默。打开报纸看到现在很多人都是满目的解说词,就像我们看电影,纪录片的时候有一些话外音、独白,这样的抒情尽量减少,这样你的散文反而更结实有力。
又比如中国现在的文学图书市场变化太大了,现在我们这代人所不想到的,现在的年轻作家居然视为他们的方向标,他们的作品一版再版,其中读者达到数百万,其中的佼佼者就是因走一个捷径的《新概念》作品大赛而新生的青春文学,这是一批以改革统领出生在城市中的青年作家作品,他们以一种和我们不同的表达方式去描绘城市一代的灵魂。对于传统文学来说这是一个深刻的裂变。“新概念”三个词是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吗?就是新思维,新表达,真体现,“两新一真”,这样的标准对当时来讲是非常好的口号,以人性、以审美为标准,提供一种新的意识形态,那么它的核心是以个人为中心,去政治化,***同体的东西。当时新概念跟六所名校合作,跟这些名校推荐,如果名校也看上你就可以直接上大学,对于高中生来讲是一捷径。于是乎有过之而无不及,写作的时候就成风了,大行其道。甚至青年写作中的我,把个体的体验放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已经成风了,冲击非常之大,对孩子的影响很大。因为我们知道孩子们很容易跟风的。我印象最深的是我自己的孩子,当时写初中的时候,郭敬明红得不得了。有一次春风文艺出版社开一个年会,请了一波人过来,当时我和莫言等一起,我第一次见郭敬明,我的孩子,包括他们的同学们都在买郭敬明的书,这么一种感伤,小女生们觉得太对她们的胃口了,其实她们不知道她们没有自我,没有辨别力。当时郭敬明居然穿一个很花的花衣服,围一个丝巾,像明星一样,以演员的方式出来了。我当时觉得怎么会这样呢?完全是娱乐行为了。我当天回来就跟我孩子讲,后来我孩子跟全班同学讲郭敬明的行为,然后全班同学利马不买郭敬明的书了。孩子们还对哈韩、哈日跟风,很盲目,对于孩子来讲这是一种本能,没有辨别力,在这样的情况下,青春期的孩子对文学没有辨别力,对文学没有很长的理解的时候就跟风。对于这样的现象,这么大量的艺术对中国文学来讲是一个深刻的断裂。
文学界里头有两种态度,对待这个现象。一种就认为这批作家作品是一种青春文学,是一种不成熟的逃避现实的青年人写给青年人看的文学。第二种看法,认为是市场文学,大多认为是一种新的通俗文学。除了这两种对他们的看法以外,还有相当大部分的观点,认为这些不代表整个80后,近两年,特别是去年这种声音已经很强大了,不把他们当成纯粹的文学,只是通俗文学的种类,而去强调另外一批80后作家,那批仍然坚守纯文学传统的作家,虽然他们的名声被韩寒、郭敬明的名声所淹没。比如说像青年批评家杨庆祥,他就编了一套80后作品集,就只选了迪安、张悦然等这一批小说家的作品,就不选郭敬明、韩寒。
像郭敬明早期的作品就非常善于写特别的自我,这种忧伤的唯美的个人主义者,或者叫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郭敬明的早期的小说里头个人的意味是很明显的。而且这种自我特别到了我们都知道他的《小时代》,已经到了自私自恋的地步,《小时代》里头就是物化的世界观。如果他是在大变革的时代里头的小时代写作,那么韩寒就是大时代的写作。很多人都在说当郭敬明写下《小时代》这个书名的时候,他就已经完成了正部小说,不要看他写其他的小时代,对这个时代的特征,《小时代》的命名是很精准的,这个作品里头确实是物化的一塌糊涂。那么韩寒,说他是大时代的写作,是指大时代终极的大时代写作,怎么理解?刚才讲了郭敬明是自我囚禁式的一种很脆弱的忧伤,韩寒不是。韩寒,你们注意到没有?韩寒小说里头的所有主人公全部是在路上,精神也好,个人也好,都游移在另外一个国家,他国,他者的形象,表征着现在经历巨变的中国当代社会一种价值的破碎。比如说郭敬明是四川自贡那边的人,笔下就天天幻想着上海海上的繁华梦,而且沉醉在一系列国际品牌、商业地带里头的物质的迷幻之中。反而出生在上海的韩寒他非常反感,拒绝上海的一切。大家有印象没有?在世博会开之前,开幕之前他争锋相对的表示“城市让生活更糟糕”,大家都知道世博会的口号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什么韩寒这么受欢迎,尤其是知识界的欢迎?韩寒应该是属于中国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的作家,比如说他对于一些公正、自由、民主等等社会价值,甚至房价、汽车,大家都知道他是中国最好的赛车手,他生活的很精彩,包括电影很具体问题的关注,而且通过博客,还是网络新媒体跟受众互动和传播,他不断强化他作为中产阶级代言人的身份,跟他个人崇尚个人自由主义有关系。可以说在路上的韩寒哪一天他停下来的那一刻,那么韩寒可能就不再是韩寒了,而是另外一个郭敬明,因为他们本质上还是一样的。大家记住我这句话,应该是对的,就是哪有一天在路上的韩寒停下来的那一刻,韩寒就不是韩寒了,而是另一个郭敬明。这是关于青春写作。
还有一个网络文学,这是不可以忽视的。网络写作对当代的文学,当代的文化,当代的社会它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入的。尤其是对文学作品的运作方式,里头大家都知道有五种方式。一个是网络的付费阅读,一个是无限的版权,还有一个实体的书简版,还有一个繁体字的版权,还有一个最大的热点,最大赢家的又是动漫的改编权,给文学带来很大的市场效应。特别是今年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事件,年轻人比我们还懂,就是盛大和腾讯对垒,他们相互之间叫板,目标只有一个就是畅销,让自己旗下的作家畅销和热卖。但是我们冷静下来思考,当资本开始网络文学,把文学当作资本来经营的时候,比如盛大起点中文榜宣布用巨资去升级作者的福利,将旗下的作家(我们叫做写手)最低的收入保障、医疗保障,保证提出收益分成和新的奖励制度,甚至大家都最熟悉的“打榜”、“打赏”、“月票”,我原来不懂这些词,我后来请教了一些网络专家。同时也是网络几届网络接力赛的评委,真是苦不堪言,网络文学里面速生速死,太垃圾了,好的东西太少了。你想每天网传几万字,看得我苦不堪言,后来我拒绝了,太辛苦了。这个排行榜、点击率、好评率打榜、打赏,为了使排行榜的点击率更高,榜首的写手的待遇更高,就是刚才所说的资本侵入的措施,甚至自己花钱,因为花钱很少,提升点击量作为营销手段,而且你们因为有多少点击量,其实很多是虚的,是自己买的,名不符实。诱惑应该是非常大的。我今天在这里讲,就是要告诉大家一定要想清楚,因为资本扩张对文学的打击,我不敢说完全毁灭性的,但是这种打击是巨大的。因为我们知道资本的特性是敌文学的,是以文学为敌,以人文为敌的。因为资本是高速的流动,就像流水线。而且资本中它裹胁着你的人本身是禁止的,我们都知道文学是人学,是书写人心人性的,是反复多变的,是灵动的,在资本化的时代我们个人在表现上我们就围绕着资本活动,那么你这个活动,你这个运动就没有人文内涵的,缺少人文内涵的,把自己送上流水线。就像郭敬明一样,办一个文化公司,让自己的文化公司的运作就在资本的整个链条下的中间的一环,像《小时代》,里面最关键的是有钱,把资本的气质演示为男性的气质。就像唐老师讲到的,一个男人很勇敢,敢于出去等等,这个土家族人就觉得这个男人很有男人味,在这个小时代里头你有钱有资本运作你就有男人气质,很男人,实际上我们一定要认清这里面还有太多太多的娱乐行为,网络写作。所以他已经开始与传统文学的标准脱钩,用资本来打榜,我们如何面对巨大的变化?我们如何在资本的侵入下我们保护好自身,包括引导文学青年的文学经验。不知道大家的阅读量怎么样,我后面讲到文脉的时候,一定要回到经典,一定要读经典。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孩子阅读量,你问他们不知道。我们6月份跟现代文学举办青年论坛,每年都举办,现在叫“峰会”,邀请一些青年家每年聚会一下,大家不断的提出一个事情,文脉,因为大家都不读了。后来我们搞了一个文学教育的会,发现大量的大学生不读文学经典。刚才讲的深刻的断裂也包括传统的断裂。
我也是一个母亲,我的孩子也你们的年龄差不多,我也跟孩子也是这样说,你一定要想清醒自己的目标,你是“谋稻梁”,还是为了文学?没有关系的,你喜欢写网络作品就写吧,没有关系,但是你一定要想清楚你要什么,大家都知道网络文学的艺术担当、人文担当、社会担当,现在大家都提出要批评要介入网络文学,很多人觉得跟贴也是批评,但是跟贴太即时性了,太简陋了,不算批评。确实海量的网络写作需要批评的鉴别,引导、提升,但是你要明白你不可以完全用传统的文学标准来衡量。我个人想法对网络文学,因为我做网络文学的评奖,就是以这样的标准,既不独立在文学的标准外,也不能跟的我们传统的文学去混同,因为它是属于通俗文学的领域,海量,但是内容单一,大量的拷贝和重复,而且这网络的长篇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延伸文学产品,虽然包含了文学,但是它是与市场更密切,他也不完全为你的文学有贡献,贡献什么?比如说贡献思想,贡献艺术,包括审美层面的贡献,他没有新的拓展,他是在于以出版影视联动,而制造热点和经济效益,有很多的网络写手。我们开过几次会,请他们来,他们真的很感动。他们在网络上桀骜不驯,骂得多厉害,然而比谁都懂事,被谁都谦卑,他能得到主流媒体的认同,得到传统文坛的认同,他们很感动,很感激。人民文学、南方文坛,我们是最早做网络批评的,08、09年我们做了两组,后来新华文摘全部转了,中宣部也转了,告诉大家网络到了这个时候。08、09年大家还不太理会网络文学,而我们就做了这个事,所以我认为这也是一个担当,批评的担当。今天批评家也关注网络文学,我觉得现在健全的网络文学评价体系比任何时候都重要了。
又比如青年文学作家去办文学杂志,很多人都在读,我自己也会翻一翻,甚至包括郭敬明的《最小说》,就这么多的新兴的作家、批评家,有这么多新兴的文学样式,这么多的新兴的文化企业,他们的审美方式,他们的生产方式,他们的读者群都与我们的文学传统不同,这是变化。但是我以为新的力量带着对社会新的理解加入到我们的文学事业里头,这是好事,文学批评,包括我们作者都应该在学习中发现新事,得出自己的发现。艺术无论怎么变,只要是文学,都是万变不离其宗,这个文学里头有什么样的东西是不变的?有没有永恒的经典的东西?我认为是有的,我认为文学就是人类精神最内在的本质的反应,这里面的含量、重量、质量是不变的。
只有我们对文学内核的坚守你才可能有新鲜的发现、感知、表达,我刚说这个新鲜的发现的“新鲜”别人没有的你有的,那就是一个独特性,就是个性,个人性,其实我们知道个性化是文学的特质,但是今天的变化也很大,刚才我讲了写散文的人辨析度已经不强,很难辨析谁是谁的,就缺乏个性。尤其今天开放的传媒时代里,我们大家读相同的书,接受相同的信息,你们互相之间还传相同的段子,甚至我们过年的时候接到别人给你发的祝词的时候经常都是一样的,也皆是说开放的时代里头共性越来越多,同质化越来越严重,辨析度越来越难,所以文学的个性已经越来越少了,反而封闭的世界里,我并不是说要世界倒退,我们作为人本身,我们要知道这个变化,我们要去清醒的认识到这一点,我们都读一样的书,共同体的东西太多了。比如说新概念,原来的宗旨也是***同体的。在座有不少人提新乡土小说,你一定要你的地域性,对乡土最本真的呼唤已经越来越迫切了。因此我觉得我们年轻,我们一定要清醒它,一定要学习,包括像今天这么好的做这么好的班,这种直接的生活,包括间接的生活,包括接好你们的文脉、地气,追求理想,追求穿透,世道人心的艺术力量,当你把文学当成创作,把文学当成你的生命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做好寂寞的宿命。
我们今年的青年峰会列了一个题,叫做“现代文脉与今日写作”。其实文脉我们知道就在那里,不变的,变的是什么?变的是我们每个人对它的接续和转化的能力。或者说你如何去接续,如何去转换,你要有感受力,判断力,你才能去接续和转化。文脉在那里,它到底有没有价值不是看它传统,文脉就是文化遗产,我们有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把它传统激活,我说这个“文脉”不仅是指中国,包括古今中外,包括多民族的文化。我回头讲到最新读的艾多斯的长编,他就是要去接和他跟哈萨克族的文脉。还有我们看是否足够的力量把这个传统接合,然后在这里面发现有价值的部分。有的真是太考验人了,不是说我发表作品了就接到了我的文脉,不是的,不是这么简单的。就好像人一个人撞钟,有的人撞不响,力气小的人回响就很少,力气大的人撞的钟回响大一些,所谓“小叩小民,大叩大民”就是考验我们的能力。比如说一个地方矿山,新疆有很多的矿,去挖矿的时候找到了脉就不得了了,就像我们的作家一样,如果你能找到这个文脉,而且是自己找的,不是哪一个学者、哪一个老师给你提供的,它就会给你力量,持续的支持你不断创造的艺术力量。我们站在湖南这块土地上,很容易想起沈从文。沈从文在1923年的时候他到北京,那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文学青年的郁闷的失败的落魄的文学青年的形象,当时生得苦闷,连生存都有问题,经常饿肚子,在北京很冷,饥寒交迫。还有年轻人性的苦闷,所以当时写了大量的个人性的感伤的作品。大家知道有一个很著名的郁达夫,他写了一个《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就是沈从文,沈从文跟他求救。我们可以想一个问题,他为什么不求救于别人,单单求助郁达夫?因为早期的沈从文他的创作情况、创作状态和生活状态典型的郁达夫式的悲哀,事业无成、爱情无着,焦虑自卑,所以只能去感伤,写了大量感伤的作品,写了很没有意思的东西,回头自己一看也知道,尽管有才气,有一点小人气。他很幸运,他不断的读书,不断的去寻找我们所说的“伯乐”,得到新月派的欣赏,尤其周作人的启发,就回到王跃文昨天所说的一定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就是今天说的很烂的话,就是接地气,努力的接地气,转向你熟悉的乡土生活、军中生活,于是他就接受了这个启发,就转向自己熟悉的乡土生活,包括自己的军中生活,那种浪漫的书写,亦风亦雅,经过几年的摸索和自己的自我激活,到了1953年以后,他终于以自己的家乡湘西为题材,写出乡土浪漫的叙述,一跃成为令人瞩目的京派文学的一员,的确是有伯乐才可能有千里马,而且你寻找到了一个适合你个人的才情的你的文脉,那么你才可能做得更远,因为它毕竟跟孙健忠不一样,他是文人雅士,所以他写出的湘西必然也是唯美的带着淡淡忧伤的湘西。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的青年作家真的要认清现在时局上的变化,在文学的变局中自觉寻找你认为要坚持不变的文学的内核,然后去通,然后去续,然后去连,然后去接现代文脉。如果大家有这样如此的文学自觉,我认为这是文学的自觉,想清楚变与不变,你才可能在文学的年轮中默默的执笔,开始执笔和发表,不等于找到自己的文学起点,只有经过文学潮流的淘洗,通过文学传统的对接和浸透,你才能春来草自清,才可能水到渠成。
张燕玲:我可能比很多的批评家要更重视儿童文学,为什么?我也过不少的儿童文学的批论,我自己最满意的一篇文章就叫做“孩子的也是成人”的,我觉得好的儿童文学作品既是孩子的,也是成人的,为什么?我们每个人最早的文学教育都是来自于世界优秀的儿童文学的哺育,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像我刚才撒娇的东西在里头,我们成人内心深处曾经是孩子,而且内心深处还藏着一个孩子,一个永远我们不想长大不肯长大也不会长大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有,我认为这是我们人性的底色,最基本的最本真的,你们回头想想,包括自己的写作生涯里头,写我们孩子时候的记忆那样的作品应该是你们心中最强烈的,我认为这是心愿之作,就像我刚才讲到的《战马》。那一年斯皮尔伯格拍《战马》这个电影的时候,当时拍奥斯卡奖的时候呼声很高,基本上应该可以得了,但是他没有得,斯皮尔伯格说我知道最后不会获奖,但是我一定要拍,这为什么?这实际上是斯皮尔伯格内心里的儿童时候的记忆,无论他获奖和不获奖,他一定要拍。所以你们在座每一位以后你们写作品,你们都会要写一部自己少儿时期记忆的东西,因为那是你们自己的心愿之作,无论是获奖与否,否则自己一辈子很难安宁,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文学现象。
像邓湘子的小说后来一路高歌,无论他文章里头的故事,还有文风,所体现出来的一种浓郁的湘西南的万物花开的,包括巫气变形以后的艺术气质都是迷人的。他的小说《像风一样奔跑》,就是他写过去他小时候一群孩子的故事,写过去孩子的故事要给今天的孩子听。里头写了一个人物叫做菊朵,菊朵这个女孩在山的那边住,在端午节的时候她就拎着家里做的一罐蜂蜜翻过一个大山。其实很可怕的,因为一个小女孩翻一大山,翻过一片森林去探望她的外婆,这是一个小片断。一个片断足以影响他一生的人生片断,60年代,就是我这代人的孩子们的故事。可以说他的结构很有意思,所谓“像风一样的奔跑”,菊朵看到这片森林很害怕,就跑着过去,跑得一身大汗,不敢回头,因为树林特别是有风的时候,那种“唰唰”的响声,非常惊心动魄的,她以为有什么精灵鬼怪、神仙,大家都知道湘西南那个地方有很多的神怪精灵的传说,她就一直跑啊跑。探亲结束回家的时候,也是跑过这片森林,那时候她弟弟来接她,她跟弟弟很快乐的跑。一开始的害怕和后面的快乐之间菊朵长大了,她成长了,她像一个蝶一样,蝴蝶化蛹一样有一个质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什么?就是邓湘子要告诉大家的故事,他很意外很偶然来到外婆住的地方,听说外婆生病了,他之前并不知道,就留下来,一直等端午节过完,到暑假结束,就那么一个片断,人生判断,写他的经历,独闯森林,巧遇外婆生病。因为那时候是文革的时代,大家知道一个村里头有一棵大树,是神树,乡村的伦理、乡村的风俗这棵树就是庇佑,不管真的庇佑了这一村的村民,但是所有的百姓都这么认为。你们回头去想想看,如果这棵大树被砍倒以后,对于老百姓,对于村里头的村民的心里的冲击有多大。然后就写这个村庄灰色的忧郁,黑色的恐怖,然后村里头一个一个的猝死。原来我对他本人不认识,后来认识了。他最近要写一个长篇及关于牛的故事,我告诉他我有一个很喜欢的作家叫做红柯,他在新疆待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写了《生命树》,在上届的茅盾文学奖我力挺这一部,我觉得这部作品比后来进入前十部的《农历》好很多,《生命树》太漂亮了,这里头有关于大公牛,大公牛死了以后埋在地里,长出一个棵生命树。生命树是哈萨克族的传说,还有犹太人的传说,还有蒙古族的传说融合在一起,像背景音乐一样一直贯穿小说。而且在这里头还有一首奶歌,一直唱,大家想想内蒙古的马头琴,内蒙古的长调一直作为这个小说的背景,我后来告诉他你要去读这部作品。刚才有个人说文脉,文脉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我刚才所说的这也是文脉的一种,你去读了以后,悟出你自己适合个人气质的东西,气质是什么?就是经典,古今中外的文学传统,哪一样是适合自己的,你自己看。有些人喜欢委婉一些的,忧郁一些的,有一些喜欢舒适,每个人都不一样的。就像我刚才讲的为什么沈从文去寻找郁达夫,因为他当时的悲哀,跟郁达夫的气质相通。所以找到跟你气质相同的就可以,就是文学传统,古今中外的文学传统。,我告诉邓湘子你一定要去读一读,甚至有关牛的很多东西,让这样的东西画到你的作品里头去。因为这个小说是写那个特殊时代的荒诞,包括里头的苦难。因为这本书是儿童文学,人文关爱,人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是互相帮忙。比如说书里说外婆病倒了,都是周边的邻里来照顾,因为外婆只生了他妈妈, 他妈妈不在旁边,别的亲戚也不在旁边,全是靠乡里关照的。他住下来以后同样也去帮助人家,写出那个年代的非常和谐的单纯的互助互爱,来淡化当时的困难。值得一提的是,他学会用虚实之道。我上次在深圳一次讲课,就针对他们的网络文学和青年写作里头出现大量的作品。大家都知道深圳青年作家里头大量写打工的生活,非常的苦,写实性非常强。于是我就跟他们谈,你们是否思考一下面对困难的时候,文学的品质是否可以多样化一些,是否可以像我们看到少年派,少年派的内核是很残酷的,非常苦难,但是却用这么唯美的形式和表达写一个这么残酷的内核,这个艺术手法非常漂亮,我们是否可以思考一下多样一些,是否思考一下用一些更高的要求,而不仅仅是只是写实,发泄、灰色,满目的灰色,缺乏思考。所以虚和实怎么用?邓湘子用了很多的变形的。比如说要惩罚那些砍了村头一个很大的红枫树。当然这个变形不能随便变形,邓湘子怎么写变形的呢?因为红枫树的树汁是甜,就会引起大量的昆虫,有蝴蝶、蜻蜓。红枫树被砍倒的第二天,整个村庄聚集了上千万的蝴蝶和蜻蜓,红色的蝴蝶,全部挂满了,在树的中央。其实从科学的道理来讲是闻到了树汁的味道。把全村人吓坏了,因为信神、又信鬼的地方,马上家家户户去烧香、烧纸,那样一种宗教式的氛围,一种巫气的变形,“遮天蔽日飞成巨型陀螺的红蜻蜓”,整个形状又成了原来被砍倒树的影子,这个很漂亮,神来之笔。全村的狗又去舔那个枫树的汁,一夜之间村里的狗全部死掉了,全村笼罩在一种令人窒息的焦虑和恐惧之中。像菊朵就吓得大气都不口出一口,双腿打颤,害怕神树,这里头有很多的意味在这里头,很丰富。这个神树被砍倒,在文革里头是红卫兵干的,他们侵犯了神灵,全村的老少都害怕神树怪罪,各个人手持三柱香,往脸上摸黑灰,孩子们觉得整个村庄变了,大人和小人都慌了,“红枫坪沉陷在一片巨大而古怪的寂静里”。结果里头有一对右派的孩子,因为他父母亲被发配到远方,他两兄妹就发配到这个村庄里,到他舅舅家,而耘夫又暴死了,上山吃了一些不该吃的东西,孩子们就陷入更大的恐惧和忧伤之中,书里写道“夜色里弥漫着恐怖不安的神秘气氛。草火闪烁的光,照亮女人们眼里的泪,照亮孩子们惊恐的眼睛”。你们想想家家户户都在烧纸钱,我有过一个经历,我02年在台湾的时候,他们农历7月1日开始家家户户开始烧,烧纸钱,什么都烧, 而且家家户户帖的门牌都是“阴光普渡”,我坐在车上,都觉得那些鬼气穿过车窗,穿心而过。本来我们一车人,10个人在车上一路说很多笑话,那一时那一会谁也不敢吭一声,生怕惊扰鬼神的世界。就这样一种氛围,在邓湘子的小说里头层层熏染,然后把湘西不老的民俗跃然纸上。而且特别值得一提的时候,他里头的那些细节写得非常漂亮,流利自然,细得就像一个瓷器一样淡然瓷石,而且又细得神秘,特别是他指出背后时代的根源,为什么耘夫会死,那是时代把他父母打成了右派,为什么他们会砍,因为红卫兵无知无畏,有背后的东西。
最后一点,我之前有一个误会,认为儿童文学很容易,其实不然。我们中国太多的儿童文学是伪童真,大家捏着鼻子说话,就意味这是儿子,弯下腰来像鞠萍姐姐那样的说。我参加过几次的演讲,凡是孩子不自然的说话,我全打低分,我觉得不能引导孩子这样,太痛心了,太为这个孩子难过,制造一种伪童真,他们本来很天然的,很天籁的,包括声音,我们大人却教他们伪的东西。邓湘子用本位、平视的角度来诉说菊朵和她的小伙伴化蛹般的精神成长,而且故事的深处是人类面对困难时沉甸甸的爱和乡村不老的民俗,还有刚才我说到的天真和诗意,包括弥漫着湘西的万物花开的神秘,包括妖娆之气。我觉得这个故事也是孩子的,也是成人的。
最近我系统读了湖南的作家,叫毕亮,08年的时候我读过他写的关于湖南的一个系列,而且我推他得了一个奖。就是一个短篇,写得很好,就写湖南一个孩子的故事,那一年还上了排行榜,获得年度奖。大概就写湖南的家庭,打工族的家庭,这个孩子的父母去深圳打工了,就留下祖孙两个,这个故事是写爷爷和孙子互相照料,互相温暖的故事。怎么温暖的呢?爷爷的眼睛瞎了,但是父母亲不能回来,因为路费的钱很多,他们宁愿不回来,把路费攒下来给自己的孩子好上学。这个孩子很懂事,就模仿母亲讲话,模仿父亲讲话,经常说电话来了,父母亲讲什么。毕亮有一个很重要的就像踢足球一样的临门一脚,最后临门一脚是什么?最后他爷爷告诉他,我们知道人的身体一个地方障碍了,但是另外一个地方肯定比常人更高的能力。爷爷说爷爷不是用眼睛看的,而是用耳朵看的,也就是说爷爷对孙子马达,安慰他把父母的声音模仿得神像,爷爷全部都知道。
毕亮最近获得了二十一世纪之星童书,中国作协明年推年轻的作家,就是没有出过书的作家,给他出第一本书叫做二十一世纪之星,毕亮获选了,他们把他的书交给我,要我写一篇评论,大概在文艺报会发。他全部都是短篇小说,名字叫做《在深圳》。我刚刚说了,短篇小说在目前中国的各种文体里头是属于最低谷的,为什么?跟其他文体相比,短片小说其实是高难度的写作。在这么小的篇幅里头去完美的讲述一个故事,或者去塑造一个人物,这对你的语言,你的文字,你的结构的技艺要求很高。我特别看中短篇小说临门一脚的那一下,临门一脚高潮迭起,而且短篇小说的精彩也大多数来自于故事中的临门一脚。这个临门一脚说明这个小说另外还有意义,另外还有细节,故事里头还有故事,临门一脚起到这样的作用,就像踢足球,不管进球还是不进球,临门一脚就像打了一个兴奋剂一样。毕亮就以自己出色和独特的创作寻找的了这条路子,实属不易。
昨天有这么大的新闻,今年的诺贝文学奖,就给写短篇小说为主的加拿大的一个女作家,爱丽丝·门罗,不能不说对全球短篇小说的作者打了一个强心剂。爱丽丝·门罗写了11部短篇小说集,只有一部类似于故事集的长篇。像毕亮的《在深圳》,搜罗了他20个短篇,几乎囊括了毕亮近几年的小说。我看完之后蛮感慨的,首先他的题目是《在深圳》,我以为他毕亮对当下论坛有一个独特的贡献,就是“在深圳”这三个字,他写了一个文学的深圳。因为大家都知道90年代以来,“你在哪”,“在深圳”,我们知道这个人去淘金了,这个人去南下打工了,去做发财梦了,就成为一个名词,就像我们刚才讲的郭敬明的小时代,就概括了一个时代。还有贾平凹的“浮躁”就概括了一个时代,“废都”概括了一个时代。所以他就这里头写了深圳之所在,在深圳的物质状况,在深圳的精神状况,22个短篇小说里头基本上都概括了这样的状况。尤其他写的失败者系列,他满含深情的写了一个个特别是湖南籍的打工者在深圳的故事,这些人大多是在社会低层,想在深圳翻盘,改变自己的人生,但是这些失败者基本上都没有能够按照他们预想的方向前行,没有,所以他们的精神生活难以成长,所以他们对亲情特别渴望。他就写了这些人对生活的要求,他们的困惑,他们的焦虑,他们的绝望,尤其为了生存而铤而走险,写了一些滥调的生活。我觉得“滥调”这个词比较准,怎么滥调了?比如说在阳光下行走,却为了生存,为了摆脱困境无奈的选择一些黑夜里的谋生手段,比如说偷盗、抢劫、贩毒、凶杀,卖淫,他就写这种被生活一点一点击垮的失败者。比如说《铁风筝》他写了这么多的东西,写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用很平静的口气,写实的方法温温的写。写一个年轻的妇女要找一个新的恋人,给孩子找一个后爸,是一个警察,也许她找的这个新恋人就是击毙她丈夫的警察。因为她孩子快失明了,本来很善良的丈夫,为了治好孩子的眼睛,走投无路就去抢银行,这是震惊深圳很大的案子,然后她丈夫被击毙了。而现在找的新恋人,这个警察,毕亮到最后那一刻才讲出这个警察也许就是当年击毙丈夫的警察。还有《职业病》,一个叫马红旗的人,他和全村的十几个人一起出去,结果全部死了,只剩下他一个人回来,他不知道导致全村人死去的真相是流水线里头的工业污染,导致自己回家等死。突然间又有一个人来到他村里,马红旗一看就是那个有污染的工厂的老板,他就赶紧出来叫乡亲人不要去。那个老板很生气,村里人也对他很生气,为什么村里人生气?你出去发财了,你们家换了房子,不要我们出去发财,不要我们换房子,全村人把他看成叛徒。就是这种人性的悲哀,马红旗在想其实他的今天就是他们的明天。再比如《在深圳》,两个人来到深圳打拼天下,两个人一起经营一个工厂,到他们家境好的时候,结果丈夫跟工厂里的女工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关系,怀孕了,到家里讨一个说法,让妻子忍无可忍。毕亮用倒述的方式来写这个故事。毕亮写这个属于个人的,也属于深圳的,甚至属于这个时代的生命悲情和人性之花在我们人类的心中静静的开放,人冷人暖,而且他采用的手法都是简约之风,追求美国作家卡夫的小说简约气质,外部的叙述非常平静,但是内部却紧张。还有一个故事,外乡父子来深圳打工,儿子一直在说我妈妈是越南人,她贩毒,被枪毙了,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他的书里经常有一种内在紧张,让真相隐藏在情感的背后。毕亮总是追求临门一脚,不管进球还是不进球。
另外一位小说家就是我们的谢老师,就是谢宗玉,大家也读过他的小说,我也不说太多。谢宗玉的散文我觉得他跟刘亮程是一脉相承的,他真的有自己的心性在里头,类似于我刚才讲的“遍地应答”那是写得非常漂亮。当时我曾经写“五虎将”的时候开了一个头,最后没有写成,给他的题目就是“会开花的树”,让所有的一切会说话,树会开花,可以说是一种新乡土的散文,他把苦难埋葬了深处,用写实的精神白描乡土中国,他的白描功夫很好。我印象很深的是他当时有一章写父亲,写得很感人。他笔下是会说话的土地,会开花的树。我最近读到谢宗玉思辨性的东西,他好像有所转向,写一些思辨性的随笔,多了很多理性的思考和追问。在座的各位是否看过《放牛班的春天》,我曾经发烧到什么样的地步?《放牛班的春天》是一帮男童,他们组成合同团,真的是天籁般的声音。谢宗玉写了《放牛班的春天》,我认为他是精准的解读。这里头还有一个叫马修的人,和孩子们相互之间照料的故事。谢宗玉认为在音乐中是彼此的拯救,用音乐感化人生,除了伟大的电影以外还需要宽广的外延,也就是说在画面和故事之后有一种神性,谢宗玉解读得很准确。这个电影也很感动我,我专门买了一个原装的碟保留下来,我也给孩子看,还推荐给朋友们看,尤其是给孩子们看。这个故事就是写马修用平视的视角来调教一些叛逆的孩子们,让他们发出天籁之音,纯正、空明、慈悲、无边,人和音乐散发着人间的美好和爱意,在谢宗玉的笔下也把这些美好的东西,人间最美好的东西,精神上最美好的东西,很具有感染力的很神韵的传达出来。另外我还读过他的《恐怖游轮》,我非常认同他的观点,人生就是一节不断重复的败史,我不知道为什么有这种苍凉感和悲观主义,就像毕亮一样只选择人生里头的失败者,来写出对他们的理解和同情,写骨子里头的悲观主义扑面而来,他的叙述非常的思辨、明晰、透彻,也很有力量,文字的力量。跟湖南有较多的交流,以后多说一些湖南的作品。用下面的时间多说一下新疆朋友的作品。